摘要
明清時期官營絲綢織造具有鮮明的藝術特征與嚴格的制作工藝要求,一方面代表了特供類真絲織物的高標準精工藝,另一方面體現出鮮明的名類特征與地區制式類型。在面料、形式、典制及尺寸與顏色等多方面都體現出“尊卑有別,貧富各異”的森嚴等級制度。本文從明清官服的儀典制度與絲綢織造技藝出發,對明清時期絲織機構類型與特點進行歸納總結,并對明清時期絲綢織造的工藝典制進行細化分類,而非再現,相關成果有助于對絲綢歷史研究提供資料梳理與案例借鑒。
作者:?任晟萱
作者簡介:?任晟萱(1989-),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染織服裝藝術設計。
( 清華大學 美術學院,北京?)
關鍵詞:??明清時期;真絲織物;傳統服飾;官服;龍袍;藝術特征;生產工藝
中國早期真絲織物的技術工藝與產品種類上名品眾多,從西域的高昌絲綢絹帛到黃河流域的齊紈、魯縞、衛錦;再從長江流域的川渝蜀錦、兩湖到江南地區,到處都是蠶桑絲綢的著名產區,由此被歐洲人稱為“絲國”“賽里斯國”(Seres)。至漢晉時期,這些絲綢生產一向發達的地區遞次出現了三大名錦和三大名繡,它們是中國絲綢文化的突出代表。主要集中在綾、羅、綢、緞四個分類,并在此基礎上,從采用織物自身組成成分、縫線組合的形式與制作工藝、加工技藝水平及綢緞外觀形態與質地等多個方面進一步細化分為13個大類、32個小類。由于其明顯的保健護膚功效,絲織品一直深受國內外市場的廣泛好評與青睞[1-2]。
前人學者在歷代服飾的技術與美學研究上,已經形成了縱橫經緯的系統性課題。就蠶桑絲綢產業發展歷程來看,中國由于是世界上家蠶飼養與繅絲織造較早的國家之一,已經形成了較完善的絲綢品類應用研究,并形成了絲織產業在經濟貿易、服裝服飾、藝術文化等多方面的分類研究體系。從絲綢演化發展歷史上來看,黃河流域在商周時期絲綢產業已經相對較為發達。在公元前133年漢武帝時期推動的“絲綢之路”西進政策,中國大量絲織品得以向西不斷運輸,絲綢文化與藝術形式也得以不斷向西部地區傳播并發揚光大。此后,又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到唐朝,絲織品在沿襲東漢褒衣博帶服制的基礎上,朝服、公服受少數民族影響巨大,出現了大量豐富的如絳紗復裙、絳碧結綾復裙、單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雙裙;寶花綾、素羅、花羅、絞羅;錦有大小登高、大小明光、大小博山、大小茱萸、大小交龍、蒲桃紋錦、斑文錦等,出現了一些飛禽走獸與忍冬紋、蓮花紋、柿蒂紋等植物圖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在日本正倉院保存的唐代絲綢中,以“狩獵文錦”“四天王狩獅紋錦”“陵陽公樣”等團窠絲綢最具代表性。一方面延續了古代絲綢文化鐫刻歷史基因的傳統藝術遺承;另一方面,當時的絲織品也吸納了很多外來技術、制作紋樣的優點與特色[3-4]。
明清時期,絲綢生產的重心從黃河流域進一步向江南拓展。長江流域的南京、蘇州、湖州、松江等地成立了專業的織造局與織染局,負責織造各項朝官所用的衣料及制帛誥敕彩繒用品,其中以寧綢、江綢、春綢、縐綢等為官式服飾的首選。明清兩代織造按經營管理體制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兩種。朝廷官局發分“南局”和“北局”,負責各類官服的各色絹布與染煉為主;地方官局為分設在浙江、南直隸等八省22處。南北各采取局織形式,集中生產。清代各局的織機數大于明代在南京及蘇、杭所設織局的規模,兩朝均以“買絲招匠”制的經營體制,成為官服來源的定制。
明清民間織造技工群體明顯具有商品社會的組織形式,工種開始細分為染色匠、刷紗經匠、搖紡匠、牽經匠、打線匠與織挽匠等。在蘇州的盛澤鎮與湖州的南潯鎮等重要的絲綢基地,已經出現了來去自由的大規模雇募工匠制度,一些知名作坊中雇傭的專業“機戶”“織工”,有時多達幾萬人。此時,出現了絲綢產業高度商業化的結晶:蜀繡、湘繡、蘇繡、粵繡,均勻地分布在長江上、中、下游地區與嶺南地區,這些地方生產的真絲織物種類包括絲絨、織錦、妝花、紗羅等產品已經行銷海內外。僅絲織品而言,又以湖州綾絹、南京云錦、蘇州宋錦及四川蜀錦這幾類產品為代表。其中綾絹又有豐富的分類,如湖州御服烏眼綾、杭州的白編綾、絆綾;在白絹基礎上,又出現了白絹、五色擷絹、紅皂絹、夾擷絹、印花絹、絞絹等數十種類型。
明清官服在形式上分朝服、公服、常服三大類。官服是圓領袍加烏紗帽,常服有補子,文官常服繡鳥,武官常服繡獸,采用織造和刺繡而成。在織造方法中又分兩種緙絲與織金、妝花等多種技法。明清官服的區分主要體現在服色、面料和紋樣等圖案設計的差異上,并以此辨識官制。兩朝官服在繼承漢唐輿服制度下,學習了先進的波斯工藝理念和技術,將胸背的納石矢工藝織造漢化,胸背和補子相輔相成,以此建立一套等級完善的官服體系。
明清時期官服織造的技藝特征
明清時期官服的特點有二:早期士庶崇儉戒奢,官服織造嚴禁惡俗,禁令流弊;明朝中期之后,奢靡僭越之風漸起,輿服制度“崇節儉、辨等威”的制度精神遭到消解,而占有大量織造資源的官服織造機構是這一變化的主體。但輿服織造由于對世風變遷的研究涉及到對明清兩代社會發展程度的總體評價問題,在觀察時需要有寬闊的視角,既要注意下層民眾,也要注意具有廣泛示范性和影響力的社會上層。在解釋模式的構建過程中,除了重視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也需要充分關注傳統社會的政治環境。雖然在紋樣上更多了世俗生活場景的審美,但在織造技藝上,超越唐宋時期的織造工藝,無論在工藝、材料還是手工業規模上,均達到了歷史頂峰,出現了豐富的妝花織造技藝、彩織錦緞技藝、妝花絲絨與金彩絨技藝等多種工藝類型。
1.1 妝花織造
妝花類型主要是指多彩絲綢織花的專門術語。明朝妝花的品種類型,除了錦緞類型之外,還有較多的織造復雜的妝花紗織、妝花羅織、妝花絲絨織物及妝花云布等類型。明朝專門有一本《天水冰山錄》用來記載對嚴嵩的抄家過程的清單。這份清單分類列舉出了嚴嵩被抄家時所查沒的全部物資,其中絲織品來說,單就妝花一類的物品類型就包括了妝花紗、妝花云紗、妝花補紗、妝花緞、妝花絹、織金妝花緞、織金妝花絹、妝花width=12,height=12,dpi=110,妝花路width=12,height=12,dpi=110、妝花羅、織金妝花羅、妝花改機、妝花絲布、織金妝花絲布、妝花云布、妝花焦布、妝花錦十七個種類之多,可見當時真絲織物在官方層面已經發展到相當成熟的水平[5-6]。
具體來說,妝花紗(圖1)是在透明的紗衣底部織繡處,絹織五彩加金色的花紋襯底,表達出既富麗堂皇而又淡雅寧靜的品質與意境。北京地區定陵出土的妝花紗龍袍(圖2),肩上織絹著五彩加金的過肩云龍,前后下襟處絹織著五彩加金的潮水云龍式樣,而在袖口等處也織絹著五彩加金的云龍印花,這些工藝可謂相當精細講究,服飾光彩異常。同時,定陵還出土了形式各異、類型各色成匹鍛出現的妝花錦、妝花緞、妝花綢等多種妝花類型織物,體現了當時織物匠人巧奪天工的精湛技藝(圖3)。
圖1 云鶴紋妝花紗
Fig.1 Cloud crane pattern Zhuang Hua yarns
圖2 黃色云龍妝花紗袷龍袍
Fig.2 Yellow clound and dragon Zhuang Hua long robe
圖3 妝花緞局部特色印花樣式
Fig.3 Featured printing styles of Zhuang Hua silk (partial)
此外,妝花絲布是采用麻、棉紗等材質織補形成地緯和經線,將蠶絲作為緯線穿插交織而成。制作工藝中采用緯線絲來勾勒花紋,看起來花色明亮且底部較暗(圖4)。同時,絲綢織布也是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特色紡織手工織品之一,例如傣族、壯族、侗族、瑤族及土家族的婦女們,擅于編制花色優美、工藝細膩的絲布織品。特別在明代時期有一種蠶絲與棉花交織的棉錦織物,在明代經卷的封面印花及貴州地區在明清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均有所表現,且形象鮮明,給人以較為深刻的印象(圖5、圖6)。此外,妝花云布則是古代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獨有的特色織物產品之一,這種云布制作首先將絲線絞染成花的形態,然后進行絹織成為一體的織物產品(圖7)。這類織物織出的花色紋路若隱若現,給人以身在詩情畫意之中的感受。這類讓人身著真絲織物,宛如進入詩意盎然的場景中,如今仍然是維吾爾族姑娘們所心愛的衣料品類。目前有許多當時的絲綢與布料存放于故宮博物院中,供人們參觀學習[7-8]。
圖4 清代藍地纏枝寶相花紋織金妝花緞
Fig.4 The gold Zhuang Hua silk witha blue ground
and twig and Baoxiang patterns in
the Qing Dynasty
圖5 明代孝靖皇后織金鑲纏枝蓮妝花紗“玉兔萬壽”補方領女夾衣
Fig.5 The "Jade Rabbit Longevity" lined coat woven with
gold and twig lotus Zhuang Hua yarns and
square-cut collar for Empress Xiao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圖6 墨綠地妝花紗蟒衣
Fig.6 Python clothing with dark green ground and Zhuang Hua yarns
圖7 清石青紗妝花云蟒紋單朝袍
Fig.7 A unlined robe with azurite yarns and Zhuang Hua
cloud and python motifs in the Qing Dynasty
對于明朝官服的審美特征來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 側耳等物化的文化符號。明代的服制就依從漢制祖律不斷修訂和完善,雖然前文提到了明朝統治者對蒙元胡風有所摒棄,但其實為了維持國家統治的穩定性與連續性,他們并沒有徹底放棄元制[9]。其中,關于“側耳”的出現就是對服飾傳統進行民族融合的一種最佳表現,表現出當時明代統一的政治體制環境與文化氛圍,對后來的中華官服發展起到較為深遠的影響。2) 設置補子的裝飾表達出分明的等級關系。明代的官服補子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美學表達中統一和諧的傳統思想影響,形式上最為典型的就是對稱之美,對襟的補服講究胸前左右的紋繡圖案呈對稱分布。整塊補子多呈方形為主,但方中有圓,一如古代“天圓地方”的理念,這樣在線條審美上的一收一放、一張一弛,融合了古代人民對于天地的理解。
1.2 彩織錦緞
清代初期,蘇州手工業絲織提花的技術已經得到了顯著提升并得以廣泛推廣,各地出產了多種提花品種,包括花紗、妝花緞、妝花絹等類型,其中有采用十多種顏色進行織制而成、色彩豐富多樣的織物。織物制作的方法,大多采用幾十把大梭子同時開展織制。具體到織花用的小梭子,并不是穿過整個幅面情況,而是通過花紋邊界的確定,在花紋輪廓線范圍內進行來回盤織。用這種方法織出的花紋,就像是從幅面上挖出來的內容一樣,所以稱之為“挖花”的制作工藝(圖8、圖9)。上等水平認定錦緞,相對敷蓋的顏色更加自然樸實,暈色及線紋都可以與工筆畫的繪畫制品相媲美。例如在故宮博物院保存的一件清朝康熙年間(1662—1722年)蘇州織造的百花蝴蝶衣袍織物,其上織物表達出的三點布置的折枝花瓣,以及圍繞花瓣周邊翩翩起舞、成對飛翔的彩蝶,穿插在鮮花與嫩葉之間。這不僅是一件非常美麗的衣袍面料,而更是一件非常有價值且經典的藝術品。
圖8 荷葉花織錦緞
Fig.8 Lotus leaf and flower brocade
圖9 青花瓷織錦緞面料
Fig.9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brocade fabric
此外,故宮博物院里還保存著清朝乾隆年間蘇州織造的一件巨幅的重錦織物作品“極樂世界圖”,長約450 cm,寬約195 cm,上面有佛像274尊左右,個個眉目神情清晰可辨、面帶表情豐富,其傳達表現出的織物工匠藝術的美感遠超前代作品(圖10)[9-10]。
圖10 石青地極樂世界織成錦圖軸
Fig.10 The woven brocade scroll with azurite ground and western paradise
1.3 妝花絨絲與金彩絨絲
明清時期在南京、蘇州、漳州等地盛產絲絨產品,其中以“妝花絨絲”和“金彩絨絲”最為名貴。妝花絨絲有的是在綢緞質地上繪制彩色絨花,并稱之為“妝花絨緞”;有的是在條紋按地上表現出的彩色絨花,稱之為“妝花鵝絨”。金彩絨絲采用的是金銀絨絲線織成地物條紋,地上起彩色絨花認定形式,色彩更加富麗堂皇(圖11)。明清時期各地官方絲織品還有金陵織物、浙江浩沙織物、山東綢緞、廣東莨紗綢織物、新疆絲織毛毯、四川浣花錦綢緞等類型(圖12)。
圖11 清代乾隆時期月白色洋花紋妝花緞(局部)
Fig.11 The Zhuang Hua silk with lunar white foreign patterns for
Emperor Qianlong in the Qing Dynasty (partial)
圖12 明代織金妝花夾衣
Fig.12 The woven gold brocade jacket in the Ming Dynasty
1.4 織素工藝
織素工藝是織造工藝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產生出分為綃、紗、紡、縠、縞、縑、紈、綈等各種技法大類。如宋錦是唐代緯錦的技藝升級,據《輿服志》記載,宋元時期的江浙地區,僅彩錦的數量就達四十多類。宋代杭州的宋羅數量完善了固定絞組和無固定絞組兩大類型,并且增加了織金羅、色織羅等。到明清時期,僅在蘇杭地區就有百余種,這些技藝普遍用于官服的織素工藝上。織素發展到元代,織金錦已經品類繁多,有織金纻絲、簇銀花緞、片金錦、印金花綾、泥金羅、牡丹羅等。織素工藝與手工織機技術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云錦是明清官服中最常見的品類,增加了庫緞、庫錦、妝花及妝花緞、妝花紗、妝花龍袍、孔雀羽織金等各種珍貴的絲織品種。
官服織造機構的類型與特點
明清時期,中國的官府衙門與地方機構得到了快速發展,在江南各地也開辦了規模較大的絲織品加工場地,比較著名的有江南三大織造衙門,分布在杭州、南京及蘇州三地,主要生產圍繞著皇家御用的各種真絲織物產品。
2.1 明清中央絲織機構分類與特征
明代統治者視衣服頭冠等身著織物象征著江山國家、安邦興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正值開國之際,要變更原來元朝統治時期的主流風格,重點在服飾上選擇采用借鑒周朝、漢代、唐代、宋代等時期的顏色與式樣搭配,綜合確定了明代官服顏色以赤紅色為主色調的基礎。而在服飾形式上,重點借鑒了已存續上千年的衣冠服裝形式,相應設置了等級分明的帝后、宗族及文武百官的官服制式,并賦予各種類型服飾不同的含義與意義,從一定程度上為中央及地方官營絲綢織造機構確立了獨具明代特色的織繡工藝技巧與樣式類型。
明代中央層面的染織造機構首先在南京成立,而后期遷都北京以后,在北京也設有染織機構,歷史上并稱為南北兩地中央層面的織造組織。其中南京的織物織造局被稱為“南方局”,也是中央預設的內部八大局之一,具體事務由內部織染局的太監總管總體負責,專門負責織造宮中皇家使用的衣袍服飾等。至清代時期,織造機構是在清朝初期恢復并逐步建立發展的,在明朝絲織物生產的基礎上不斷發展,逐步恢復了原明朝時期的江寧制造局、蘇州與杭州的織造局,進而在順治時期在北京又設立了內織染局。清朝改變了明代全國范圍內多點開花設立二十多個官辦的織物織造機構進行分散化管理的方式,進而選擇重點地區集中督辦生產的形式。而到了清朝后期,官辦的絲織物織造機構難以滿足皇室大量的衣袍服飾需求,朝廷繼而大量采用民間的織造絲織物,通過訂單直接采購的形式,將大量皇室御用的織物生產交由民間織造力量完成。
2.2 明清地方絲織機構分類與特征
明清時期,地方主辦的絲綢織造的機構25處左右,主要集中于南京(南直隸)與浙江兩省的布政司,光是這兩處絲綢織造機構就將近18所,這也使得江浙地區成為明清時期織造印染機構云集、數量最多的區域。而在江浙地區這些織物加工印染工坊之中,又屬杭州與蘇州的地方主辦織印機構規模最大。發展到明代的中后時期,蘇州與杭州很多的織物印染加工機構,隨著機構體量漸漸做大,逐漸由當初地方官辦的織物印染組織,發展演變成為中央集中管理,專供皇家御用絲織物織造的特殊類型織造委辦局,朝廷也不斷派遣織造管理人員專門乘船下江南地區,來督辦皇室御用衣袍服飾的織造工作。
明清時期,地方主辦的絲綢織造機構,除了需要滿足朝廷每年派發的織物織造計劃之外,還有一些臨時圣旨下書需要加派的織造工作。又有特殊情況下,由于朝廷事務緊急,中央與地方官辦的織物織造機構不能滿足訂單的需求,朝廷又會緊急從民間采購織物來買辦充用,俗稱為“召買”的形式。當時朝廷織物派發任務重點地區主要集中在絲織物產業較為發達的江浙地區,包括蘇州、南京、杭州、松江、湖州、嘉興等地,加派工作的內容也包括袍緞加工、織物改造及歲造工序三大項目。
明清時期官服絲綢織造的工藝典制
3.1 明代官營絲織的結構與工藝典制
明代官服的結構創新性地增加了繒角結構,繒角結構使得明代官袍與歷代官服的結構產生了重要的變化,第一次使得官服服飾在服裝版型結構上產生了創新設計,其豐富的結構圖式與裝飾紋樣,將漢唐時期的“漢服”與少數民族的“胡服”相互融合,組成了“十字形結構”的重要創新典制,并為日韓等國沿襲至今[9]。
明代初期在擬定衣冠制度時提出了著名的“上承周漢、下取唐宋”論調,并將其作為安邦方略的重要政策。下詔朝廷重點規定了中央及地方織物印染機構對皇室宮廷、文武大臣、地方官吏及地方封賞所需禮儀典物等多種類型絲織物的工藝織造規制。明清時期的官方織造服飾飾品,都是有內政布政司根據規制典策進行生產織造,明確細化不同服飾的花色、制式、用料、樣式等各個方面織物要求,進而由地方織造局安排具體工匠裝置于織機中生產織造(圖13)。
圖13 明代萬歷皇帝緙絲十二章紋袞服飾
Fig.13 The silk tapestry costume with twelve ornaments for
Emperor Wanli in the Ming Dynasty
當時的織造工藝在花色選擇上有明確的規制要求,帝胄之后與文武百官在服飾的紋樣、顏色、制式等多個方面均有專屬要求。同時禁止一般庶民在織物、布匹、配飾等材料顏色中選用皇家大紅色、大黃色、深紫色、天青藍色等多種顏色,以及不能使用龍紋、蟒蛇紋路、飛魚斗牛、獅子大鵬、潘蓮花和寶相花等皇家御用象征身份指代的動植物品種,確定只有皇家才能使用制造圖案。此外,明代官方織物工藝典制中,明確皇帝、皇子、親王及周邊世家貴族的服飾采用圓形織布紋章的補額服飾,國公爵位及以下的文武官員,身前身后的勤雜人員采用方形織布紋章的補額服飾(圖14、圖15)。同時明代時期文武官員服飾也包括公服、朝服、祭服及常規服飾等多種場合類型,分別明確了具體的制式、紋樣及顏色的區別。其中又以常規服飾穿戴的次數最為頻繁、場合也相對最多,進而明確規定了烏紗帽子和“補子”作為具有代表性的等級品級特征代表,而具體明代文武官員服裝樣式與配色形態如表1所示。
圖14 明代刺繡團龍補子
Fig.14 Embroidered Buzi with encircling dragons
in the Ming Dynasty
圖15 明代青地斗牛妝花補子
Fig.15 Green ground bullfight Zhuang Hua Buzi
in the Ming Dynasty
表1 明代武官與文官的官服配色與式樣
Tab.1 The colors and styles of official uniforms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officials in the Ming Dynasty
3.2 清代官營絲織的主要工藝典制
清代官營織物類型繼承了明代象征著君主皇家等級觀念的身份等級徽章紋樣,例如龍蟒紋章、文禽武獸、十二類章紋等類型,象征著皇家權威與貴族高貴的血統,這些紋章補子主要用于皇家內廷與朝廷官員日常吉服、祭服、朝服、常服等多種場合環境的絲織物使用。這些織造工藝經過不斷的演化提煉并修改完善,繪制成相對完整成熟的圖案樣式,分別收錄在清后期繪制著錄的《會典示例圖鑒》《皇家禮器圖鑒》及《大清會典圖例》等多種文書典籍之中(圖16)。這些典籍作為當時工藝織造的具體參考樣式,由中央官方確認后下發至地方織造局辦,各地織造生產過程中,嚴格按照圖鑒典籍要求加工制作,不得越俎代庖違反圖鑒樣式加工絲織物。具體的衣袍類型包括了朝服(禮服)、吉袍服(吉服)、補服、常服等多種類型,其中皇上采用龍紋織補子紋章,而皇太子、親王及以下、貴妃等人采用五爪蟒紋樣式為主;而再往下貝勒等文武大臣及七品官員則選擇四爪的蟒紋樣式作為紋章類型,其他七品以下的官員則采用無蟒紋的織繡特定的標識樣式(圖17、圖18)。
圖16 清代乾隆藍色緙絲云龍紋單朝袍
Fig.16 The unlined robe with blue tapestry and cloud and dragon
motifs for Emperor Qianlong in the Qing Dynasty
圖17 清代文官一品仙鶴紋官補
Fig.17 The Buzi with crane patterns for the first rank
civil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圖18 清代文官九品練雀紋官補
Fig.18 The Buzi with long-tailed flycatcher patterns for the
nine-rank civil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當時官辦的絲綢織造之所以長盛不衰,更得益于民間絲綢織造技藝的快速發展。官方通常將絲綢織造機構設置在盛產蠶絲原料、絲綢產業相對興旺發達的地區。特別是江南地方官吏所使用的絲綢原料,幾乎都來自于民間機構的采買。官府確定了每年采買原料的時間與價格,委托地方織造機構按時按價買進,以供朝廷使用。特別明清兩代,朝廷除了傳統集中時間統一采購以外,也會在絲綢生產的旺季分散在市場中采買原料,再雇傭工匠集中趕工編織并給予一定的補貼,這從另一方面更依賴于民間的絲織農戶與工匠機戶。這時候的官辦制造局與民間工匠的私人作坊相輔相成,互相合作,形成了互利共生的關系。江南地區官辦絲織機構正常運營的同時,民間織造產業也在快速發展,數量龐大的產業實力確保了官辦絲綢織造單位對織物品質、色澤及織物工藝的嚴格要求。
結 語
衣冠制度是古代禮制中“生活政治”的重要見證,明清時期的官服絲織物匯集了古代歷朝歷代絲綢織造技藝之大成,從而達到“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天人秩序與社會等級。明代時期絲織物相對類型結構比較規整,外觀整體色彩搭配較為樸素沉穩內斂;而清代時期絲織物紋理相對更加璀璨多姿,顏色多彩鮮艷,品類也更為多樣靚麗。明清兩代能工巧匠獨特的絲綢織造工藝一直傳承至今,雖然在審美上對這兩種服飾風格各有評述,但都可以稱得上是絲綢藝術發展歷史上令人稱贊的優秀作品。此外,明清兩代在封建專制統治時期建立了中央與地方兩個層級的織物織造機構,滿足了官府朝廷對各類絲綢制品、日常官服、賞賜分封等多種需要。這種官營絲綢機構為主導的體制模式促進了絲綢編織技藝的不斷提升,也在“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傳統社會里,完成了古代服飾中“物必有意”的觀念塑造,既充分發揮服飾織造技藝的高超水準,也塑造了中華輿服獨立完整的文化內涵。
（參考文獻略）
來 ?源 | 《絲綢》2022年 第59卷 05期?
發 ?布 | 浙江理工大學雜志社新媒體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