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并非首次因被認為有機會崛起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而被關注。

2018年7月6日，美國正式對從中國進口的約34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美貿易摩擦由此拉開序幕。此后，摩擦愈演愈烈，涉及的貿易品價格逐漸攀升到數千億美元之巨，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貿易摩擦。

隨著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彼時，網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討論——東南亞，尤其是越南，極大地受益于中美貿易摩擦，經濟在飛速發展。由于這些國家在人力和土地方面的成本便宜，大有機會崛起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那么，為什么是越南，有望勝出成為中國世界工廠地位中的“競爭對手”？

先對比其他熱門的“候選選手”——印度的規模很大，但基礎設施較差，而要發展大規模制造業，良好的基礎設施是最基礎的前提。此外，印度政府效率太低，基建效率也很低。再加上印度追求出世的宗教信仰讓國民內心比較恬淡，發展欲望也不是特別強烈。這些都導致印度難以在短期內成為一個重要的制造業大國。泰國的制造業實力是東南亞最強的，但它的經濟太成熟了，成長性會比較一般。越南則不一樣，其經濟的成熟性比泰國差很多，意味著成長性會遠大于泰國。

文化上，越南在大的儒家文化圈之內，越南人因此有著比較強的入世取向，會有相對較強的發展欲望，再加上近1億的人口數量，不容小覷。此外，越南的政治體制和中國比較接近，對制造業發展而言是個加分項。

再從具體的數據入手，看看越南實際的經濟發展情況。

進入21世紀以來，越南近20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基本保持在6%~7%，偶有跌落到5%左右的時候。不過，自2015年至今（2019年），這一數字則穩定保持在6.5%以上。

中美貿易摩擦讓越南頗為受益。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9年的頭4個月，美國從越南的進口同比飆升近40%，這是美國前四十大進口來源國中增幅最大的；同期，美國從中國的進口下降13%，這是自2009年以來的第二大收縮。

據野村證券的研究，截至2019年3月，越南因為中美貿易摩擦實現的經濟增長已經占到越南GDP的7.9%。英格蘭及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在2019年第三季度的報告中也預估，因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東南亞國家的GDP增長率會從2018年的5.1%跌至2019年的4.5%，但越南的GDP增長率會穩定在6.7%左右，越南是整個東南亞發展最快的經濟體。

抽象數據的背后，是制造業正在發生的變化。事實上，在中國設廠的服裝、鞋帽、家具等產業早已在越南布局很久了，有些高科技產業也在陸續向越南轉移。比如，英特爾多年前就在胡志明市設立了其全球最大的封測廠；韓國電子巨頭三星于2019年10月關閉了在中國的最后一家手機工廠，轉移到越南。三星出口全球市場的手機中，絕大部分已是在越南生產的了。

在越南，施展曾與一位越南學者交談。他問到，“越南正在大力吸引各種各樣的制造業進來，那么越南有沒有自己的產業政策呢？”產業政策是發展經濟學中經常會觸及的問題。

讓施展大吃一驚的是，對方斬釘截鐵地說：“我們不需要產業政策，因為我們有廣州！”

“什么叫你們有廣州？”

“我們生產時缺什么東西到廣州去買就好了，不需要產業政策。”

很快，施展讀懂了他的潛臺詞，他所說的“廣州”只是一個意象，實際上指的是整個中國東南沿海。一方面，中國東南沿海制造業體系完善，能夠提供越南企業需要的各種原材料和零部件。而且越南與中國接壤，從河內到廣州，走陸路和海路都只需要不到兩天時間，甚至比從胡志明市到河內還快。因此，越南缺什么去中國買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的產業政策。

另一方面，越南規模太小，“廣州”規模太大，后者的外部性效應對越南有著極深的影響。即便越南有自己的產業政策，一旦“廣州”有了什么新動作，或發生什么變化，越南所依托的外部環境就變了，它的產業政策也就作廢了。

從越南規模開始延展，對照越南的人口規模、領土規模、經濟規模、高質量基礎設施的規模、優秀工程師的規模，以及每年培養出的合格大學生與熟練工人的規模，與中國相比，都差著一個甚至兩個數量級。考慮到這樣懸殊的實力差距，施展認為，越南確實是不可能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的。

先簡單看一下中越經濟規模的對比。

越南在2018年的經濟增長率是7.08%，快過中國的6.6%。如果僅僅看增長率對比，你可能覺得越南會對中國構成挑戰；但一旦把規模考慮進來就會發現，增長率能說明的問題很有限。2018年，中國的GDP是13.6萬億美元，越南則是2425.5億美元，后者大約是上海的1/2，深圳的2/3，不到蘇州的9/10，大致相當于山西省或黑龍江省的水平，略低于云南和內蒙古，略高于貴州。如果把越南2018年的GDP和中國各城市的GDP放在一起排序，越南能排在第8名，介于蘇州和成都之間。

越南經濟中還有個特殊的結構性風險，就是三星公司。越南三星占了三星集團總產值的30%左右，但越南三星的產值近幾年都占越南總GDP的25%以上，其出口額也占了越南出口額的近25%。越南三星的經營近乎以一種“半體外循環”的狀態，經營結構也是“兩頭在外”的——零部件、半成品的供應，主要來自海外，制成品的主要銷售市場也在海外。除了就業，越南三星和越南本地的經濟聯系相對有限。

進一步考察越南的貿易結構后發現，越南進口的主要是機器設備和中間產品（零部件、半成品等），出口中則有較大比例是終端產品。

越南統計總局的報告顯示，2018年，越南的進口品主要包括三大類：機械設備為主的資本性貨物（占比30%）、中間產品（占比60%）和消費品（占比10%）。該年的進口中有超過六成是由外商投資企業完成的。中國是越南最大的進口來源地，其次是韓國，東盟國家排在第三位。而2018年越南的出口品中，最主要的是手機、紡織品、電子產品、鞋子等面向終端消費用戶的產品。出口中則有超過八成是由外商投資企業完成的，越南本土企業只在水產品和木制品的出口上占據主導地位。出口市場中最大的是美國，其次是歐盟，中國排在第三位。

基于越南超高的外貿依存度、極低的順差率，以及上述這種貿易結構，我們大致可以看出，越南做得更多的是對進口的中間產品進行簡單加工然后再出口，這一過程中能夠實現的增加值比較有限。并且，進口、出口中壓倒性的比例是由外資企業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看，甚至可以把越南的大規模進出口理解為一種特殊意義上的轉口貿易。

東亞國家的制造業企業將生產流程中的最后環節放在越南完成，并不是以在當地形成足夠大的增值為目的的，而是為了兩點：第一，利用越南較為便宜的勞動力，完成勞動力占比較高的生產環節；第二，借用越南優越的外貿環境，完成其出口目的。

再看看越南的領土和人口。越南國土面積為33萬平方公里，約為中國的1/30。越南2018年的人口大約為9600萬，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南北兩大三角洲。與中國人口對比，有較大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在租金、勞動力、水電等外界認為具有優勢的成本上，越南某些方面的差距也在縮小。

根據美國老牌地產租賃顧問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19年5月發布的數據，就建成工廠的租金價格來說，越南南部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4.1美元，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8美元；越南北部經濟圈（集中在河內、北寧、海防等地）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3.5~4美元，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5.5~6美元。而在中國蘇州地區建成的廠房的月租金大概在每平方米4.2美元，東莞地區大概是每平方米3.6美元，成都約為每平方米2.5美元。隨著越南近年來房價暴漲，與中國的很多地方相比，越南在租金方面已經沒有優勢了。

但越南的勞動力價格有著明顯的優勢。2018年，中國工人的人均月收入為807美元。在越南，直到2019年上半年，勞動力的平均月薪才達到288美元，而普通勞動者的平均月薪只有206美元。但越南有一個政策，就是國會每年都會立法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前幾年的上調幅度是每年12%~13%，對企業造成相當大的壓力，所以最近幾年有所回落，2019年的上調幅度是5.3%。但由于這幾年遷移過來的企業越來越多，勞動力供不應求，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更是緊俏，企業給的薪酬通常比最低工資高不少，每年也會有相應幅度的上調。

越南不僅工廠租金比中國貴，而且水電成本也高過中國，中國的水電費用價格大約是越南的2/3。

總體來說，越南主要是在勞動力和稅收政策方面比中國有優勢，其他方面則基本上是處于劣勢的。那么，單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唯有人工成本和稅收成本(包括對美關稅成本)比較高，同時對于供應鏈的依賴度不是那么大的產業環節，才會傾向于遷移到越南。實際上，中國不僅和越南的成本對比是這樣，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對比，在大部分時候也是如此。

除了越南的實力，站在中國供應鏈網絡的角度來看，越南難以取代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制造業供應鏈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

在中國，有許多不在人們視線范圍內，但卻在特定領域里牛氣沖天的小鎮。

比如，江蘇泰興黃橋鎮是世界最大的小提琴出口基地；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縣鄌郚鎮生產了全世界將近1/3的吉他；全世界將近1/3、全國將近一半的泳衣來自遼寧葫蘆島新城市；浙江省衢州的江山市，生產了全國1/3的羽毛球；山東菏澤生產了全國80%以上的棺材……

施展認為，這些對成本的控制能力絕不是用一句“低技術”就能概括的，它的背后有一整套供應鏈體系在支撐。脫離開這種供應鏈體系，當然還是能生產，但是沒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

中國經濟無可匹敵的能力恰恰隱藏在這里。施展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跡，遠不是用我們過去常說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價格低便能夠解釋的，其背后有一個逐漸演化出的龐大的系統在支撐。

并且，中國發育出的全球規模最大的制造業供應鏈網絡里，分工已經越來越細，單個企業的專業化分工可以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網絡中無數個企業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系，而且配套關系可以依照訂單需求不斷動態重組，以生產出各種各樣的產品；中國龐大的工程師群體和熟練工人群體，則為供應鏈網絡供給著龐大的人力資源；中國高度競爭性的環境、中國人強烈的發財致富欲望，都讓這個供應鏈有了無與倫比的效率。

此外，中國龐大的供應鏈，并不僅僅依托世界市場的拉動，還依托中國內部龐大消費市場的拉動。

這就意味著，制造業從中國向東南亞的外溢，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網絡的規模在進一步擴大——東南亞國家和中國的生產流程之間是各種互相補充關系，它們構成了一個更龐大的供應鏈網絡。既然如此，中低端制造業向東亞制造業集聚區以外的地方轉移就會變得更加困難。

所謂“中國干部”就是，無論什么“資”的企業，只要是把工廠從中國大陸遷到越南的，則中高層管理人員基本上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這群人自稱“中國干部”，這是個有著幾十萬人的群體。中國干部是把中國的供應鏈網絡與越南的組裝環節銜接起來的重要微觀載體，他們在打拼的過程中擁有了大量基于跨文化的調適能力而演化出的管理技巧，掌握了大量可實踐但難傳授的隱性知識，是具有巨大價值的海外智慧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