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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需要更高的創值能力

發布時間:2023-01-30  閱讀數:21498

“中國制造”需要更高的創值能力

林潤棟、劉蓉 球迷Long筆記

導讀

數字經濟方興未艾、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歸”等諸多因素影響下,全球經濟格局迎來了新一輪深度調整,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與競爭性日益凸顯。實體經濟作為我國經濟的根基之一,應如何應對新的挑戰,保持“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又該如何抓住全球經濟調整的戰略窗口期,補齊短板,打造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鏈供應鏈?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許召元接受佛山日報理論周刊記者專訪,分享其對以上問題的思考。


Point:產業供應鏈是利用供應鏈優化的分析方法考察產業鏈。產業鏈中每個產業類型(大量企業構成)都可看做供應鏈中的單個企業,通過改善產業鏈上、下游供應鏈關系,整合和優化供應鏈中的信息流、物流、資金流,提高供應產業、制造產業、零售產業、服務產業等的業務效率,以獲得產業的整體競爭優勢。

圖片

產業鏈供應如何適應集聚與分散?


面對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大趨勢,要保證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一方面要加快技術研發,實現關鍵環節的自主可控。另一方面,要順應分散化、多中心的趨勢,把供應鏈來源分散化。


《理論周刊》:當下,佛山如何應對來自產業鏈供應鏈重構所帶來的新挑戰?


許召元:當下,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構呈現出三大趨勢,佛山可根據這些趨勢主動調整,以更好地促進產業的升級發展。


第一,在“十四五”時期乃至今后更長的一段時間內,全國的產業鏈供應鏈,特別是其中的高端環節會進一步向大城市、大城市群集聚。其背后的邏輯是高端人才,包括設計人才、生產線上的技術人才等會更傾向于留在各方面配套條件更好的大城市工作。某種程度上會出現“產業隨著人走”的趨勢。許多傳統產業只要有資本、技術、土地,普通工作人員就能發展,但產業與產業鏈要升級,就需要大量研發人才,而這類企業選擇在哪落地時,就必須考慮此地能否吸引其所需要的人才。


佛山的優勢之一是所處的粵港澳大灣區是目前我國最具發展潛力、最能吸引人才的地區之一。但是,大灣區內各個城市的配套服務能力、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存在較大差距。在這兩方面,廣州、深圳明顯更具優勢。因此,佛山要實現產業鏈的升級,就要全方位提升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僅要通過產業的發展為高端人才提供就業機會,還要提供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同時加強配套能力,如高端的教育資源、高端的醫療資源等,讓人才愿意來,能留下來幫助佛山升級產業鏈供應鏈。


第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會更進一步向消費地配置。影響產業鏈供應鏈配置的最重要因素是需求。過去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多配置在沿海地區,這與過去外需相對增長快、空間大有關聯。而隨著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增加,內需在整個市場需求的比重將進一步提升,而這種變化對企業而言,就要求其將產業鏈供應鏈進一步向需求地傾斜。佛山地處東南沿海,許多企業既服務于國內市場,也服務于國際市場。但隨著市場結構的調整,佛山企業要針對國內市場對供應鏈、運輸系統、銷售系統等進一步提升,以適應未來市場需求發展的趨勢。


第三,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將呈現分散化、多中心的趨勢。過去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配置的內在邏輯是效率優先、成本優先,安全因素排序較低。但新冠肺炎疫情讓越來越多國家與大企業意識到,把產業鏈供應鏈集中在一個地方所帶來的巨大風險,于是都有了“把雞蛋放在不同籃子里”的想法,從而推動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分散化與多中心化。對于我國的企業來說,要保證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與穩定,一方面要加快技術研發,保證關鍵環節與關鍵零件的自主可控。另一方面,要順應分散化、多中心的趨勢,關鍵零部件不再局限于只從美日等發達國家進口,要盡可能地把供應鏈來源分散化。


制造業應對“回流”,乘勢“走出去”


過快、過多的產業轉移,會給地方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


《理論周刊》:您剛提到,新冠肺炎疫情讓越來越多國家意識到到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問題。


當下有部分發達國家提出讓制造業回歸本土,這對于佛山這樣的制造業城市有什么影響,佛山又應如何應對?


許召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國家都提出要打造安全可控的產業鏈與供應鏈,“制造業回歸”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是強調進口來源的多樣化。比如日本希望能從東南亞,美國希望能從墨西哥進口更多產品,以部分取代對中國的進口依賴。我國作為全球主要的生產基地之一,必定會受其影響,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當下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就要解決好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等一系列問題。因此,順應“制造業回歸”這種全球的趨勢,把一些相對低附加值但高環境污染、高資源壓力的產業進行適當的轉移,也符合當下發展的需要。對于正致力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佛山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挑戰在于,不能完全按照市場化進行產業轉移,因為過快、過多的產業轉移,將對地方的經濟發展、就業崗位的流失帶來較大影響。


在政府層面,要應對這種趨勢與風險,關鍵還是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不僅要針對情況出臺臨時性的幫扶政策,還要有系統性、長期性的支持政策。一方面,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減稅降費,盡可能降低企業的負擔。另一方面,要加強人才引進,為企業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當下我國制造業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盈利能力不足,國家堅持“房住不炒”的政策,某種程度上也是防止資本與利潤向房地產、金融等行業過度轉移,平衡行業利潤,提升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只有發展實體經濟,提升盈利能力,才能提高我國對實體經濟的吸引力。


發達國家推動制造業的回流,其實也是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機會。政府要幫助企業更好地利用外部環境新機遇,積極“走出去”。企業也要充分利用好 RCEP 等中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區域合作協定的機遇,把部分在國內不具有優勢的環節逐步轉移到其他地方。當然,轉移的前提是要保證重要的、關鍵的、高端的產業與環節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如此,在適應全球制造業回歸本地趨勢的同時,也保證佛山制造業的附加值、創造價值能力持續提升。


“雙重擠壓”必須平衡成本與發展


我們不能把勞動力成本和企業發展對立起來,而要平衡好這兩者的關系。歸根結底,還是要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從整體上提升“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

《理論周刊》:您曾提出中國制造業面臨“雙重擠壓”:一方面東南亞等國家有成本優勢,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有技術優勢。對于佛山如何應對“雙重擠壓”,您有何建議?


許召元:制造業一直是全球競爭最為激烈的行業之一,不單是發達國家之間互相競爭,后發國家也在不斷加入競爭之中。中國制造業的發展一直處于“追趕”狀態,雖然從過去基礎較差到如今傳統工業化基本完成,但離高端制造尚有差距。因此,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既面臨與發達國家的競爭,也要面對后發國家的競爭,形成“雙重擠壓”的局面。


單論制造生產成本,特別是人力成本,我國普遍要比東南亞國家高一倍以上。而且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十四五”時期,我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還將進一步提升。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企業的發展不只為消費者提供需要的產品,還需要承擔起為勞動人民提供就業機會,提供收入來源的責任。我們不能把勞動力成本和企業發展對立起來,要平衡好這兩者的關系。


那么,對于政府與企業而言,要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個人認為,歸根結底要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從整體上提高“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


在政府層面,要為企業降低不合理的負擔,比如降低能源成本、交通運輸成本,以及讓企業能以更低成本滿足環境保護要求等。在企業層面,要提高創造附加值的能力,比如進行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目前佛山許多企業也正在進行這兩種轉型,但問題在于,數字化、智能化轉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因此目前做得比較好的都是大企業,對于大量中小企業而言,本身的利潤不足以支撐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因此,一方面還是需要政府出臺政策給予幫扶。另一方面,這些企業要向“專精特新”發展。要提高這些企業的利潤水平,就要生產特色的、差異化的產品,而不能陷入此前低價同質化的惡性競爭之中。要發展專精特新的能力,一方面,企業要有工匠精神,善于精雕細琢。另一方面,要努力提升研發創造能力。當然,中小企業要提升研發創造能力并不容易,但可以先培育自己的品牌,在消費市場有了自己的品牌,在行業內部有了自己的聲譽,才能有更好的議價能力,從而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最終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競爭力。


當下制造業要提升整體研發能力,關鍵是要打造創新產業集群。佛山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員,發展創新產業集群可以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里其他城市的特有優勢。比如廣州、深圳在創新方面就有著明顯的優勢。佛山一方面要提升本地創新能力,另一方面不能完全只靠自己發展,因為這樣創新周期會比較漫長,可充分利用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已有的資源以及創新優勢,加強與大灣區內各個城市相互協作,從整體上提升包括佛山在內的整個大灣區的創新能力,從而提升整個制造業的附加值。


平臺經濟傳統制造不能淪為平臺“打工者”


要充分利用好數字化技術與平臺,使其為實體經濟服務,而不能讓傳統制造業只為平臺企業“打工”。


《理論周刊》:除了面對“雙重擠壓”,包括制造業在內的實體經濟還必須面對數字經濟的挑戰,其中又以平臺經濟發展勢頭最為迅猛。您認為實體經濟要怎么做好與平臺經濟的結合?


許召元:近年來,平臺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問題,比如平臺企業壟斷的問題。當平臺型企業占據市場后,其新增用戶的邊際成本非常低,甚至無限趨近于零,因此,平臺經濟某種程度上帶有“贏者通吃”的自然屬性。而面對這種屬性,政府必須出臺政策加強治理,而加強治理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要讓這些平臺企業能夠為實體經濟服務。


平臺經濟特別是電商平臺、工業互聯網等的發展,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的應用,對實體經濟的發展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遇。特別是對于佛山這樣以制造業為主的城市,要充分利用好數字化技術與平臺經濟,使其為實體經濟服務,而不是反過來,讓傳統制造業只為平臺企業“打工”——實體經濟企業上電商等平臺的費用越來越貴,有些已經背離了新技術為經濟發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本意。因此,政府相關部門要加強治理,規范平臺收費、規范服務,防止平臺利用壟斷地位不合理地提高收費。比如規定一些平臺對搜索結果的排序、排行榜的位置等,要基于產品的質量以及企業信譽,而不能單純只根據廣告費的多寡。


專家簡介:

許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經濟增長、宏觀經濟、產業經濟、勞動力轉移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曾協調、參與三十余項中央交辦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重大課題研究,并發表調查研究報告數十篇,在《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管理世界》等一流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三十余篇。曾獲中國發展獎特等獎、中國發展獎一等獎、2010 年全國商務發展研究成果獎——專項成果獎一等獎、2013年孫冶方著作獎等。From《佛山日報》




文章來源:工信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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