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國博弈、世紀疫情、產業變革等多因素的影響下，全球供應鏈格局正在加速重構，供應鏈的競爭方式、布局導向、組織模式都將迎來重大調整，對我產業鏈安全穩定造成基本不可逆的影響，我國產業鏈政策也需適時適勢作出調整，以更好適應全球供應鏈的大變局。

從競爭方式看，大國之間對供應鏈主導權的爭奪進入白熱化階段，區域化陣營化競爭手段正取代以往的市場化競爭。

近年來，部分發達國家秉持零和博弈和保護主義思維，強行切割基于市場規則建立起來的全球供應鏈，構建意識形態互認度高、可控性強的供應鏈“同盟”，主要目的是排擠和打壓中國。比如，2020年以來，《美墨加協定》通過原產地規則、知識產權、勞工、環境等條款，積極引導跨國公司在北美投資布局，近年來玩具、服裝、輪胎、電子等領域大量企業從中國和其他地區轉移至墨西哥。2021年美歐成立技術和貿易委員會，專門設立供應鏈工作組，在半導體、光伏、關鍵礦物等領域深化供應鏈合作。2022年以來，美國先后與加拿大、澳大利亞、芬蘭等盟友建立“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組建“礦產群”，以此擺脫對華關鍵礦產的依賴。后又通過組織“全球供應鏈彈性峰會”、組建美日澳印供應鏈聯盟、舉辦“美國—東盟特別峰會”、召開“2022年供應鏈部長級論壇”等措施，以所謂的“民主”為名強化同盟力量，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美西方可信賴的國家。

從布局導向看，世紀疫情的暴發凸顯了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本土化多元化布局正取代以往效率優先的全球化布局。

過去，在效率優先的原則下，全球化越來越深入，產業分工越來越細，資源配置效率越來越高，全球供應鏈逐漸形成了環環相扣、緊密耦合的網絡體系。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精細化分工的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受到嚴重沖擊，特別是汽車、電子、機械等行業由于供應鏈長且復雜，普遍出現停工停產現象，凸顯了過度追求生產效率帶來的供應鏈脆弱性。因此，安全成為供應鏈布局時考慮的更為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各國開始通過加大補貼、改善產業生態等方式吸引制造業回流本土，比如，日本啟動“供應鏈改革計劃”，擬投資約22億美元用于支援日企將生產線轉回日本國內；另一方面，推動關鍵供應鏈多元化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同選擇，不少跨國公司已開始考慮由多元供應商替代單一供應商，擴大原材料與中間品供應渠道，以分散供應鏈被“斷供”的風險。

從驅動因素看，數字化、綠色化成為供應鏈轉型的國際共識，智能低碳技術驅動正取代以往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驅動。

長期以來，全球制造業的聚集地都是享有勞動力、土地、資本等傳統要素成本優勢的地區。但是，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演進，數字技術快速崛起并應用，大大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國際機器人聯合會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0年七年時間里，全球機器人安裝量翻了一番；在氣候問題這個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面前，供應鏈綠色低碳轉型成為國際共識，全球已有超過120個國家提出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和愿景，綠色供應鏈基本成為硬性要求，一系列變化深刻改變了產業鏈的組織模式。在這種形勢下，數字經濟和綠色低碳技術基礎好的國家在吸引制造業企業投資布局方面具有更加明顯的競爭優勢，供應鏈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將重塑全球供應鏈發展形態，全面提升供應鏈質量效率。

產業鏈部分環節“卡脖子”威脅短期內較難消除。當前，產業鏈競爭已成為國際競爭的制高點，全球圍繞關鍵產業鏈的核心技術要素已展開激烈爭奪，以美西方為代表的不少國家已做出“排華”舉措，今后我產業鏈被多國聯合遏制的風險有可能增加。比如，在我國具有相對優勢的領域，美西方可能會重構規則，試圖將我排除在外，同時，幫助一些新興經濟體建立制造業優勢，以牽制我國的發展。

部分產能面臨被新興經濟體分流的風險。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我國在原材料、生產能力、產品性價比等方面積累的優勢愈發明顯，日益成為美西方國家的忌憚，國際上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呼聲漸強。如，紡織、電子產品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近年來向東南亞轉移趨勢已漸露端倪。雖然資本“逐利”是天然現象，中低端制造業不斷向人力成本更低、環保要求更寬松、政策優惠力度更大的地區轉移是客觀規律，但需高度關注由此可能引發的產業鏈過快外遷和整體外遷。

在國際市場上面臨的綠色供應鏈壁壘將增多。歐美跨國企業在開展綠色創新實踐方面走在前列，甚至已開始打造零碳供應鏈，倒逼其供應鏈上各環節的供應商進行綠色化改造，目前歐美等國家均有征收碳關稅的考慮，這無疑將增加我國企業融入歐美供應鏈的壓力。比如，2021年6月11日，聯邦德國議院通過了《供應鏈法》，提出企業應履行盡職調查義務，進行風險分析，以調查自身及直接供應商在環境等方面的表現，“盡其所能”地排除下游企業污染環境等方面的行為。又如，2022年3月15日，歐盟理事會宣布，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獲得通過，將按計劃向海外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一系列舉措落地之后，國際市場對未達到高標準環保要求的產品、服務和投資將架設高貿易和投資門檻，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綠色合規”成本必然大幅增加。

盡管面臨多重壓力，但我國經濟韌性大、潛力足、活力強，回旋余地大，市場空間大，完整產業體系和齊備配套能力優勢明顯，這些都是保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的有利條件。下一步，在產業鏈政策的制定上，需充分發揮這些優勢，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保暢通”，確保關鍵產業鏈順暢運轉。

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構建分工明確、布局合理、協同高效的產業鏈集群。開展重點產業鏈系統摸排，找準產業鏈供應鏈的短板和弱點，擴大對“卡脖子”環節的有效投資，加大創新資源配置，增強科創服務功能，按照輕重緩急進行技術攻關，先保障特殊情況下有自主產品可用、產業鏈條不中斷不缺項。繼而發揮超大規模內需市場對產業鏈升級的帶動作用，引導消費端提高對自主產品的包容度，以需求為引領，助力自主產品不斷迭代升級。

二是“強協同”，強化各部門要素的有機協同。

突破部門分割、條塊分割、區域分割的傳統政策壁壘，以服務產業鏈發展為核心，提高各部門之間政策的向心力，強化各要素協同。以產業鏈關鍵環節重大需求為導向，統籌布局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重塑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格局，推動產業鏈和創新鏈有機融合；完善財稅金融政策在產業鏈補短板、鍛長板、育企業、塑生態等方面的頂層設計，避免資金缺位和重復支持的問題；圍繞產業發展需要，規劃高校學科設置、建立人才培訓機構、制定激勵措施，力爭每條產業鏈都有一套高質量的創新人才、管理人才和技工人才團隊，構建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互促的政策體系。

三是“優企業”，構建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生態。

以地方鏈長制為重要抓手，深化關于培育產業鏈生態主導型企業的政策措施，加快培育一批在關鍵核心技術、知識產權、品牌影響力、市場占有率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的生態主導型企業。孕育一批與生態主導型企業形成穩定配套、在細分領域具有突出優勢的中小企業，鼓勵支持其“專精特新”發展。推動生態主導型企業和上下游中小企業構建協同創新聯合體和穩定配套聯合體，形成以生態主導型企業為中心、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的產業生態體系，合力鍛造產業鏈長板、補齊關鍵環節短板，提高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話語權。

四是“促升級”，促進產業鏈整體高端化、數字化、綠色化升級。

加強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和產業技術基礎等產業基礎能力建設，筑牢產業鏈高端化升級的“底板”。充分發揮我國積累的海量生產和消費數據優勢，構建數字要素交易機制和數字資產體系，開發面向不同產業鏈以及產業鏈不同環節的高效智能化解決方案，賦能全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明確制造業領域技術減排、結構減排和制度減排的舉措，開展全產業鏈低碳轉型試點示范，完善相關規則和標準體系，以“鏈”帶“面”加速制造業整體綠色化升級步伐。